白癜风哪个医院好 http://wapyyk.39.net/bj/zhuanke/89ac7.html中文学人系列专访
斯文鼎盛，世运新潮。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周年，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，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，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，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“我与中文系”。参与专访的学人中，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，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。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，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；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，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。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、总结和反思之旅，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，我们得以触摸“活的历史”，感受“真的精神”。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，敬请期待。
受访人：贺桂梅
采访人：田淼
采访时间：年11月12日
图一：年秋，贺桂梅在人文学苑
受访人介绍：
贺桂梅，年生。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年获文学博士学位，同年留校任教。北大中文系现任*委书记，年度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。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文学史、思想史、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。著有《转折的时代——40-50年代作家研究》《人文学的想象力——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》《“新启蒙”知识档案：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》《女性文学与性别*治的变迁》《书写“中国气派”——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》等著作，发表论文百余篇。
采访人介绍：
田淼，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（当代文学方向）硕士研究生在读。
田淼：非常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您是年考上北大，年正式入校上课。请您谈一谈，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北大中文系，为什么要选择当代文学专业？
贺桂梅：我选择北大中文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那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。我家里的文学氛围比较浓，我父亲是基层干部，也是个乡村知识分子，他的业余爱好是读小说。但他读的都不是现代小说，而是明清小说。我们家有好大一箱子书，都是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三侠五义》，还有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等等。那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读物。在我大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爸给我买了一本《千家诗》。那时我们家在农村，晚上一家人做饭的时候，在灶火边，我爸教我用湖南话拖长声调吟诗。那种温馨的情景至今让我怀念。
上初中之后，我开始不喜欢这些古代文学。我的两个姐姐也是文学爱好者，她们就读的学校有文学社团，而且她们都是活跃分子，所以给我带回不少新的文学读物。那时候我开始读朦胧诗，也读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《繁星》《春水》，最喜欢的是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。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是我们县城很活跃的文学青年，他很欣赏我，把他的“枕边书”《红与黑》借给我看，还给我买了一个大笔记本，要求我每天要写一篇不知是日记还是作文的文章给他看，希望把我培养成一个作家。
回过头来想，80年代那种文学*金时代的浪漫主义氛围渗透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角落。对于普通中国人的情感和精神生活，文学所起的作用真是非常大的。我成为文学青年和选择中文系，也是这种时代影响的一个结果吧。
为什么会选择当代文学专业呢？因为我初中以后就对现当代的作家和文学有一种亲切自如的感觉。读本科时期，我阅读和喜欢的基本上都是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。在选择现代文学专业还是当代文学专业的时候，我去征求了教过我们课的几个年轻老师比如韩毓海、吴晓东、张颐武等的意见。他们说可以选择当代文学，因为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更宽泛；还建议我去跟洪子诚老师读硕士，说他学问好，有“佛性”。所以我就选了当代文学。
图二：90年代，贺桂梅在春天的燕南园
田淼：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文学爱好者的心态，在进入大学之后有没有什么转变？
贺桂梅：这就要说到洪子诚老师给我的“当头棒喝”。本科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决定选洪老师做我的硕士生导师。当时洪老师的家在蔚秀园，我带着几篇自我感觉很得意的“代表作”，没打招呼就贸然敲开老师的门，说，我想跟您读书。洪老师把我迎进去，然后听我在那儿叨叨地说完，把我的论文留下。后来他看完我的论文跟我说，你挺有灵气，写得不错，不过要加强专业训练。这时候，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只是个文学爱好者的水平。于是就特别努力地朝着专业研究和专业知识的方向去学习，也开始练习更为专业性的论文写作。
我原来完全是凭着文学阅读感受和情绪推动自己的思考，要吸收和转化专业性知识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调整。所以我感到要把握文学史对象，特别是要在大量材料阅读的基础上进行逻辑化的分析和讨论，是挺吃力的一件事。洪子诚老师后来有一阵跟我说，你怎么越学越没灵气了？我说，我不是要向您学习专业研究吗？
这大概是求学阶段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。我最初是把文学和自我经验混在一起的，这样的好处在于，我对生活的很多思考都可以通过文学阅读和文学分析表达出来，对我自己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纾解。但如果完全以文学爱好者的方式，凭感觉去写文章，肯定是比较浅的。要加深自己的专业修养，要了解并吸收更多的知识和理论，才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把握对象。我可能一直到博士、甚至博士毕业之后，才真正完成了这个过程。
图三：贺桂梅和学生们
田淼：您说到了洪子诚老师，那么，在北大，还有哪些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？他们对您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
贺桂梅：在我求学十年的不同时期，都有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。我读本科的时候，吴晓东老师刚刚博士毕业留校，给我们上过文学史的实习课。那时候，他好像正在花大量的时间研读外国小说，发誓要把北大图书馆的所有外国小说都读完。我们从他那里知道了加缪的散文和哲学，也知道了黑塞、卡夫卡等。当时北大校园的诗社非常活跃，吴晓东老师跟诗人们也有交往。我们经常会几个同学一起到宿舍去找他们聊天。我记得当时他们硕士生宿舍里有诗人蔡恒平，博士生室友是陈保亚老师。他们很符合我们心目中那种又浪漫、又不羁、又有学问的“北大中文人”的样子。
对我影响更大的，甚至有一段时间产生了覆盖性影响的，是戴锦华老师。戴老师年回到中文系，当时她的电影课和女性文学课可以说是一座难求。戴老师最吸引我们的地方，首先是她所使用的全新的批判性语言。她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有冲击性的新资源，就是西方当代文化理论，包括女性主义理论、结构-解构主义理论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、精神分析理论等等。这种理论赋予她一种特别犀利和深刻的分析视野。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形成于60年代，最早就是从电影研究领域展开的。借助学科的优势，戴老师能更早地深入到理论内在的思想脉络中去讨论问题。另外，戴老师会把她的学术研究和她个人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融合在一起，并且始终保持着敏锐而强烈的现实关怀。所以她的课和文章都有一种特别强的感染力。
我们一直追着听戴老师的课，下了课经常会和其他同学一起跟她吃饭聊天，然后慢慢地越来越熟，关系很亲密。通过戴老师，我也接触到汪晖、*平、温铁*等老师的思想，还包括中国香港、台湾地区以及韩国、日本在内的亚洲批判知识圈。那段时间，洪子诚老师对我的影响反而没有那么明显。洪老师会强调要有扎实的史料，要深入到历史脉络里面。我也帮洪老师做了好几本书的资料收集工作，包括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（第五卷）》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》等。不过洪老师那种把握和勘透史料，从史料解读、材料与材料的关系中发现和提炼问题的能力，我当时还没能很快领会。
图四：年硕士毕业答辩（右起第一为贺桂梅、二为赵祖谟、三为洪子诚、四为曹文轩、五为戴锦华、六为朴贞姬）
这两个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可以说，洪子诚老师代表的是中文系厚重的文学史研究传统，这种传统讲究扎实的史料、知人论世的稳重、思考的厚度和观点表达的隐蔽性；戴锦华老师代表一种非常犀利的批判理论视野、一种有感染力的写作和分析问题的气势。我既不像戴老师那么犀利，也不像洪老师的“春秋笔法”那么稳重，我的特点可能是用我的方式把这两种资源结合起来。
当然还有其他影响大的老师。比如说钱理群老师，他的思想史和精神史的研究风格，我一直觉得很亲和，也从钱老师身上学到很多。我在做文学研究时，非常
